王学仲先生以诗文书画四者具臻的艺术成就，以他创立的“书画四象说”、“立体空象说”、“意象统一观”、“碑、贴、经三派说”、“美术思潮东移说”和“欧风汉骨，东学西行”等艺术思想体系，以他对现代文人画、现代书法的倡导和拓展，树立了他艺术领军人物和开拓者的形象；确立了他在国内外书画界艺术大家的地位，在国内外书画艺术领域，享有盛誉并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。先生“少年勤奋、青年奋进、中年著述、老而弥笃”。他书画盈室，著作等身，被誉为“诗词歌赋，真草隶篆，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画不可多得的全才”。 功夫在诗外。有过人的成就必然有过人的功夫做支撑。王学仲先生的艺外功夫在黾学、做人、修炼和冥思等方面可见一斑。 黾学功--强基积重 王学仲先生生于文化积淀深厚的齐鲁大地。墨子的“兼爱”、“节用”等思想和孟子养浩然之气的主张对他影响深远。出生时其父起乳名“黾”，取《诗经》“黾勉从事”之意。他幼承家训，攻读诗书，儒墨道释均有涉猎，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功底。 在学习上，先生非常赞赏傅山提倡的“好学而无常家”，主张“广师多益”。幼时，他跟着父亲学书法，看民间艺人画壁画，跟着表哥苗逢春学字画、张玉林学诗词。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乡村艺术家以浸透着民族血统和灵魂的艺术乳汁，哺育了他幼小饥渴的心灵。接受专门美术教育后，在京华美术学院“从吴镜汀泛临宋元山水，从容庚学金石文字学，从周养庵研习古文。”学习之余，常到齐白石家看画，经常拜访黄宾虹、郭柏川等大家；在北平艺专受到徐悲鸿先生的点拨和赞赏；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，拜李可染、李苦禅、叶浅予学习素描和油画。王学仲先生的《美专三度》、《刺骨十年》两枚图章，记述的就是他拜师学艺、博采众长的学习过程。他在《自传》里说：“对鼓励我艺术成长，浇水灌溉，辛勤扶持我的师友，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的。” 黾学功还体现在专心致志和勤奋上。从事书画艺术是需要才情的，先生天资聪颖，少时就有“诗童”之称。就学北平艺专时，徐悲鸿先生也赞他“秉赋不凡，盖由天授”。但他更强调的是勤奋和专一。“从事文艺活动的人很多，我认真观察，其才都胜于我，其勤奋有一部分胜我，但有大部分不及我。其不及我的原因，有的是三分靠热度，兴致的浓度过大，但事过境迁，便又改弦易辙，另司它业去了。少见始终如一的治一艺尽一力的。回顾我之前半生，治一艺、尽一力，一个老牛拉一辆车到现在，步伐慢腾腾地走过了漫长的道路，有不少的甘苦，这是我能取得艺术上的竞赛权利的一个因素”。 做人功--立命之本 做事先做人。先生是天道（自强不息）、地道（厚德载物）、人道（仁民爱物）精神融于一身并完美实践的人。先生的同乡和世交张知寒先生，对先生有个中肯的评价：“他确实是一位清而不激，和而不流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不言人之恶，乐道人之善，胸怀坦荡，豁达乐观之人。他平生，遇人无贵贱、贤、不肖，一接以诚；长者事之，少者友之，弱者扶之，不善者忠告而善导之”。 不媚俗，不媚世是先生做人的原则。体现在他的艺术中，他的诗书文画，绝少趋逢迎之作。他说过：“学书者取媚他人以求赏识，便易成俗书”，“都姓俗时我姓雅，书画妙者少逢迎”，“胸襟自有主，不作马牛走”。 先生生性悲悯，热爱生命，常用他的画作歌颂万物，赞美生态，抒发他的悯物情怀。在日本讲学期间，看到日本大量捕杀鲸鱼，还专门写了一篇《悯鲸文》寄寓对自然生态的忧患之思。 先生心在艺术，对功名则“日久甘寂寞，虚名轻如芥”。对金钱则是“夜泊润笔只要纸，不然咄咄便书空。”他生活简朴，以粗茶淡饭自甘，把全身心投入到艺术研究和创作中。当书画界不少人追逐名利之时，他却把家传的文物珍品捐献给了国家。他的人品受到他的友人广泛的赞誉和尊重。就连日本的朋友也对他尊重热爱有加，还专门出资建了王学仲研究所和艺术馆，以利弘扬他的艺术。 板凳功--绝技立世 “板凳功”是任何一个艺术大家必须修炼的功夫。冷板凳是培养忍耐力和积蓄能量的地方，坐冷板凳的过程，正是检讨自己过失，思谋以后发展，坚持真理和悟道的过程。大凡有所成就的人，大多都经过冷板凳上的历练。 书画诗文艺术都属于典型的长线艺术、厚积薄发艺术，任何一项都不能做到一夜成名天下知。即使你的艺术达到一定境界，仍然有一个被社会认可和传播的过程。这时你可能没有同行者，没有相助者，没有欣赏者，甚至被冷嘲热讽。需要有能耐住寂寞的功夫。中外艺术大家的艺术长期得不到认可的实例枚不胜举。王学仲先生在《自传》中曾坦言,解放后长时间“无人过问我的艺术，我又度过面壁二十年的沉寂生涯” 。先生在冷板凳上等待中苦练，苦练中等待。 武功的练就需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。从事书画艺术也需要练功，先生总结为内练“三功”，外练“二功”。内三功即练专一之志、练浩然之气、练凝神心力；外二功即居家临帖读书的室内功和外出访碑的室外功。他曾说：“我写字用了两条腿走路，一是闷在屋里临帖，一是去山野访碑。访碑可以直接观察实物原迹，刻镌的字迹精神，免受劣拓本的欺骗，也观览了风光，启益了心智，开阔了眼界，也使自己脱却一些书斋气，增强一些山岳气”。“当我在嵩山观看到被康有为所赞扬的《灵庙碑碑阴》时，自觉精神飞扬，面对嵩岳连绵的崇山，心胸手端鼓起浩瀚之气，一种坚挺的笔意在心魄中周流”。先生为了在古人那里得到教益，在大自然中获得灵感，访碑、写生的足迹踏遍了山川河海、文化古迹、寺庙园林和城市乡村。他“在笔山墨池中生活了60年”，练室内功师承古训，练室外功道法自然，内外兼修，相互提升，功力得道，自然贯通。 他担任国家书画界要职，赴日本讲学，天津大学设立王学仲艺术研究所，滕州建有王学仲艺术馆，在悬挂有王学仲先生字画的人民大会堂里召开“王学仲艺术国际研讨会”，他的书画作品受到国内外爱好者的追捧和收藏。可见，热板凳是专为有立世绝技的人准备的。 冥思功--立志立言 先生不仅是艺术的积极实践者，更是艺术的探索者、思索者。实践为思索奠定了基础，思索又指导着他的艺术实践。实践影响了他的艺术广度，思索决定了他的艺术深度。在他不断的艺术实践和思索中，形成了他的艺术追求与主张、艺术风格和品位。 “扬我国风，励我民魂、求我时尚、写我怀抱”是先生毕生的艺术追求。改革开放后，面对西方文化的影响，他提出“欧风汉骨”，主张中国文化既不能全盘西化，也不能固步自封，在学习西方文化时，要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。同时预言“东学西渐”，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必将随着国运的昌盛，再次持久的影响世界。1981年，先生作为中日建交后日本聘请的第一位中国教授，到日本国立筑波大学讲学。他在飞机上口占一首诗：“挥别长城辞祖龙，银鹰呼啸振云空。岂为一己身家计，振我民魂扬国风。”表达了他的艺术抱负。 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艺术家。他主张“学画当从规矩入，神化亦从规矩出。”有了“入”才会有“出”，或者说“入”的目的就是为了“出”。不要被前人的“规矩”所吓倒，要有吴昌硕先生提倡的“古人为宾我为主”的精神，在前人“规矩”的基础上，出来属于自己出神入化的东西。他曾说“人以模仿得某家、某派、某人为可喜，我以像某家、某派、某人为可忧。模仿只能是学习的手段，不能作为目的。前人已有，要我何用。”“善学其方法，善舍其面貌，别出机杼，自用锤炉”。先生还认为影响京剧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效师无创新。唱了一辈子的戏，到头来的最高成就无非是某某派的传人而已。他把自己的书斋雅称“己出楼”，便是取“陈言务去，辞必已出”之意。在《我画我画歌》里，先生说：“我画无定式，一画一翻新。人言我似某，我闻渐自悔。人或有似我，我劝弃之快。”在他七十多年的艺术创作实践中，留下的是他不断创新的足迹。“推陈”易，有胆量即可，“出新”难，关键在见识。王先生就是一个既有艺术胆量又有很高艺术见识的大家。 先生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他的艺术创作观和欣赏观。他推崇“应时而著，为事而发，为道立言，为义而兴，为理而述，缘情而动”的创作原则。他曾说“无感受难于创作，无激情难于有创作”。“感受尤其是激情是创作的动力，而山水气象、人生百态则是艺术创作的源泉”。在创作上严避四忌，即语忌直、意忌浅、脉忌露、味忌短。 先生认为诗书画的创作过程有迟与速两大类型。杜甫、孟郊、贾岛都是主迟的。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。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行泪”。“而曹子建，李白，李贺则主速，子建七步成诗，李白作诗为文下笔千言，倚马可待”。怀素和米芾也是主速的，快的程度到了“粉壁长廊数十米，兴来小豁胸中气，忽然绝叫三五声，满壁纵横千万字，驰毫骤墨列奔驷，满座失声看不及” 。“从历史上看，主迟派占主流，但主速派也出优品”。 先生还主张艺术创作需要哲学思想的指导。他曾说：“辩证法的相对性是普遍的规律，是无施不可的规律。哲学上有一本辩证统一规律一百例，艺术上也可以找到一百例，甚至更多些。”他对艺术的简与繁、多与少、远与近、巧于拙、浓与淡、率真与安排等等，都有精辟的见解。 在创作方面，先生还特别注重姊妹艺术的融合和结合。我认为，先生的画是“写”出来的，画面中隐含着诗意；诗是“画”出来的，诗行里描绘着画景。而先生创作的文人画，则把诗、书、画、文的多种美结合相融，相互贯通、相互映衬，混为一体，成就大美。先生也承认，“我绘画上的不同点，可能是诗从文出，而书从诗出，画又从书诗文出之”。 长期的艺术实践练就了先生老辣的艺术欣赏眼光，形成了他独特的视角。他说：“过去说，远看山水近看字，我认为字也要经得起远看，不如说远看山水近看花为好。山水宜缩小看，花卉宜放大看”。先生还对艺术的动态美与静态美、壮美与优美、绚丽与拙厚等，都有自己独特的欣赏见解。 先生认为，书画艺术有“两难”，那就是风格难成、意境难出。而对风格和意境的追求，恰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。他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“书存山岳气，画冶众人心”。他的书法“大字贪丑拙，小字求妩媚”。他的绘画形成了“重、拙、奇、旷”的风格和“画作诗吟”、诗书画浑然一体的意境。意奇、意远、意深、意美是先生画作的主要艺术特色。 先生主张“人生立言，是作者庄严的使命”。他曾说：“大概人的心绪既可以假之于音符，也可以发之于毫素”；“我在绘画的乐土中向人们倾吐出我内心的温泉。”“我通过自己的画面，向观众慷慨陈词。”画作《怀思》在咫尺画幅上寄托了对周总理的无尽哀思；《垂杨饮马》表达了作者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；先生的“生遇人民纪，凯歌唱未休！灵魂若有在，死去亦高讴”诗作，描绘了站起来的中国人的喜悦和对祖国的赞颂。先生用艺术这种特殊的语言表达他的内心世界、哲学思想和对艺术的继承与批判。只有艺术主张同等者才能读出他的真正涵义。先生在“黾园论丛”《自序》中坦言：“总会有那么几位同道，通过这本书知道我平生之所思所想，给我生活和面对的世界及其文化留下一份发言稿。我很想在中国大量文化遗产中，挖掘出一道属于现代中国美学的运河来”。 先生在当今书画界可称得上是大家、大师级的人物。即使以我多年来对他的了解，以上所论也不敢妄称说到了点子上。他的真功夫只有先生自己最清楚。要想取得真经，还是在了解他、欣赏他、研究他的过程中各自体悟吧！ (作者:王顺生)